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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159com金沙网站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北京

浏览次数:114 时间:2019-08-17

  8月中旬,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市教委曾公开承诺“一个都不能少”,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分流安置。近日,各学校已陆续报到,被分流的孩子是否“一个都没少”地安置好?有没有孩子在关停大潮中被遗忘?接收他们的学校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如何?被关停的学校办学者有没有获得相应补偿?

(记者赵颖)昨天是北京市公立中小学学生们开学第一天。朝阳区的数千名打工子弟却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去年底,朝阳区启动城乡一体化建设,近20所打工子弟学校将被拆除。朝阳区教委称,目前正开碰头会,研究相关安置政策。

音乐视频《天凉了》 很感动很无奈

进入专题: 流动儿童   阶级再生产  

作者|芥末堆 大卫

  本报推出系列调查报道,试图回答“后关停时代”的种种问题,更希冀能共商打工子弟校今后的发展方向。今天推出求学篇。

近20所学校面临被拆

来自: 01:27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王羚“我们也为北京做了贡献啊,为什么孩子上个学就这么难?!”张伟躺在又脏又湿的马路中央,向天挥舞双手,激愤地大喊。妻子含着泪水要拉他起来,他毫不理会。在张伟身边站着几十个同样激愤的中年男女。不远处,是刚刚被拆掉的校舍,他们的孩子曾经学习的地方。这是8月15日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新希望[19.04 0.05% 股吧 研报]小学已被拆除校舍附近的一幕。这一幕背后,是自6月中旬起,北京近三十所打工子弟学校正在遭遇的关闭潮,涉及数万名打工子弟就学如何解决的难题。关闭潮再起8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海淀区绿园小学看到,学校大门已经锁上,校长张晓虎和几位老师则通过门缝进出。简陋的校舍曾经只能容纳了七八百名学生,窄小的教师办公室只有十平方米左右。黯淡的光线下,几面由今年刚毕业的六年级学生赠送的锦旗算是房间的亮点,一面锦旗上写着“校简舍陋但师德高尚,打工子弟也一样辉煌”。“六月底,离放假还有几天,海淀乡副乡长、枞树大队队长、房东一起约我到大队部,通知我租赁合同到期,说我的校舍有安全隐患,必须关闭。要我尽快消失。”张晓虎告诉本报记者。“我可以消失。这七八百名学生怎么办?”张晓虎问。“找教委。”回答很简单。次日,张晓虎找到海淀区教委社会办学科。回复如下:租赁合同到期属于民事纠纷,人家不租给你房,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说,你的学校连办学许可证都没有,不属于我们管辖。张晓虎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做校舍,但最终无果而终。在绿园小学附近有一所合并后空置的公立小学,已经空置了五六年。张晓虎提出利用这个校园继续办学,但被海淀区教委拒绝。“其他房子没有合适的,有人家也不给我,看样子就是想让我关门。”张晓虎叹息。找房无果,张晓虎又先后去海淀区教委四次,提出要分流安置800名在校学生的要求。最后的答复是领导正在研究。由于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张晓虎无奈,将课桌摆成了“SOS”拍成照片,在微博上向社会呼救,并引起强烈反响,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绿园小学关闭的结果。8月12日,张晓虎含泪把课桌椅子及各样杂物搬出,卖给收废品的人。然后开始收拾家当,准备回老家。1994年从张北县来京办打工子弟学校,16年历经四次搬迁,张晓虎的办学梦最终破灭,黯然回乡。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涉及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地拆迁,学校也随之被拆;第二种是以校舍不符合安全规范为由要求关闭;第三种则是租赁合同到期,房东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续签。此次,大兴区有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接到被关停的通知。海淀区涉及的打工子弟学校也有五六所。其中海淀红星小学在8月初就被所在村委会拆掉。由于部分区域的关停措施过于简单粗暴,打工子弟学校遭遇关闭潮经微博及多家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但是至今,除了朝阳区教委15日举行了一场关停学校学生分流的家长咨询会外,其他各区教委和北京市教委,对于此次关闭潮一直没有作出正面回应。15日,北京市教委在回应本报记者询问时,表示这是各区县的事情,他们不太了解情况。16日,北京市教委宣教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市教委当日下午正在举办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只邀请了几家媒体。但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还没有看到相关报道。分流之难关停一批打工子弟学校,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涉及的数万名孩子到哪里去上学?昨日,海淀区教委在回应本报记者询问时表示,肯定会让孩子有学上。记者也从张晓虎处获知,绿园小学的近八百名学生,除了200名学前班阶段的孩子之外,一到六年级的500多名学生已经全部被分流到了附近的肖家河小学。但就实际来看,这些孩子是否能得到妥善的分流安置依然未知。以肖家河小学为例,这所小学现有学生500多人,现在一下子就接纳几乎相当于原有学生一倍的新学生,而且确定分流方向时已经是8月份,距离9月1日开学仅有不到20天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做好500多名学生需要的校舍和师资的预备确实是个挑战。16日中午,肖家河小学一位值班老师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学校正在忙着施工。至于学校能否承担这么巨大的分流任务,该老师表示不清楚。据张晓虎介绍,当他提出关停学校必须要安置好自己的学生时,有位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让孩子们回老家上学。“这些孩子中间有一半左右是在北京出生的,他们父母在北京打工也十几年了,有的在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回老家找谁去?”张晓虎问。绿园小学的一位家长表示,孩子回老家上学不可能。“我倒是想让他当留守儿童,可谁给我看?老人已经去世了,我不可能把孩子一个人搁老家呀。”上述家长说。对于关停的9所学校,朝阳区教委采取了两种方式分流学生:如果可以办理现居住地的借读证明,就可进入公办学校免费就读;如果没有借读证明,教委会将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学校。目前朝阳区共有7所委托办学的学校。今年的收费标准为350元/学期,教材免费。8月15日,朝阳区教委在关停学校家长咨询会上表示,原则上将最大限度满足家长的就读意愿,如委托办学学校接收名额已满,将由教委出面协调其他学校。据已被关停的蓝天实验学校校长竹道静介绍,仅朝阳区东坝地区被关停的4所学校,学生总数近4000人,委托学校的接收能力肯定不足以完全分流学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打工学校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自6月份以来,新公民计划在北京开办的新公民学校多次接到相关区教委的通知,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接收一部分分流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我们会尽己所能来接纳分流的孩子。不过这个也是有限的,受到校舍和师资的限制。”上述负责人说。海淀区的红星小学和新希望小学关停后,家长被告知,如果能够办齐五证,孩子就可以申请入公立学校读书。这五证包括家长或监护人的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据张晓虎等多位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介绍,对于普通的打工者来说,要办齐这五证并不容易。他们中大部分从事的是种菜、卖菜、装修、收废品等工作,就业证明都很难开。截至8月15日,红星小学1400余名学生中,只有70余人的家长办齐“五证”,申请进入公办学校。而新希望小学8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0多人申请。取缔还是规范?8月15日,遭遇封门的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实验学校“顶风”开学,300多名学生冒着学校不知何时被关的风险返校上课。附近的将台乡希望之星打工子弟学校也提前开学,200多名学生入校学习。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此前朝阳区教委严申包括东坝实验、希望之星等在内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必须关闭,但对昨天这两所学校的“顶风”开学保持了沉默。朝阳区教委的沉默表明了政府面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无奈:如果真的取缔这些学校,现有的公立学校将没有能力完全吸纳需要上学的打工子弟。如果放任,确实有些学校存在安全隐患和诸多管理上的问题。此次关闭潮再度引发社会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关注。这些学校的前景如何?如果不能一刀切式地取缔,那么将如何由政府扶持加以规范?知情人士表示,就目前北京的教育资源分布来看,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并不现实。关于打工子女的总量,由于流动的特点,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据多家民间机构调查估算,目前北京约有农民工子弟30万到40万人,如果考虑到白领等高级打工人群,数量将更为可观。目前这些孩子约有40%~50%在公立学校读书。而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的打工子弟,约在20万。据打工之友近期完成的《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分析报告》,北京约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除了63所拥有办学许可证外,其余都属于非法办学。确切地说,这些学校处于一个模糊地带,一个某种程度上被默许但又无保障的灰色地带。打工之友负责人张志强认为,这类学校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过去及现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补充”及“自救”的功能。另据本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市公立学校空缺学位的供求出现一个落差。现存的义务教育空余学位主要集中于受计划生育影响较大,因而生源出现不足的市中心区域和受距离制约的偏远郊区,而有就学需要的流动儿童则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因此,现阶段办学灵活、入学门槛低、必要时可随学生集中搬迁的打工子弟学校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也常常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张志强表示,在当前公立学校没有能力接纳所有打工子弟的情况下,更为可行的做法是通过政府扶持帮助这些学校逐步规范化,为打工子弟提供更好的教育。上述打工学校负责人认为,北京市解决打工子弟教育问题的可行方向应该是以公立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为辅。该负责人分析说,由于打工人群的流动性,导致这些孩子也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为打工子弟建立固定的公立学校并不可行,有可能因为流动性导致校舍的空置和资源的浪费。“如果说2011年达到所有的打工子弟都在公立学校上学的目标,那么2012年会怎样?2013年呢?新的流动人群又会进来,还会有一批流动孩子面临上学的问题。”上述负责人说。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还是学者,普遍对解决打工子弟就学问题的上海模式表示认可。上海模式的政策路径是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将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郭宇宽撰文表示,上海模式虽然是一种权宜性的过渡政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操作也是有助益的。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在北京,仅有朝阳区从2009年开始,给予其下属7所委托办学的学校每个学生每学年900元的补贴。但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朝阳区此举颇为低调,只算是做了一个小的尝试。至于能否在全区甚至北京市来推广,还是未知。上述知情人士还透露,今年北京市教委曾组团到上海市取经,了解其在解决打工子弟教育上的做法,不知道其在下一步制定打工子弟学校相关政策时,会不会借鉴上海的做法。另一个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共识是——尽管在过去十多年中,客观上形成了流动孩子教育问题由打工子弟学校主要承担的现状,打工子弟的教育必须由政府来负责。这个问题必须由政府来全权解决。流动儿童研究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流动孩子的义务教育不应该走市场化运营的路线,而应该由国家全权埋单。北京市教委前主任刘利民去年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打工子弟工作做得太好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洼地,吸引更多的打工人群来北京,从而导致北京面临更大的人口压力。但据郭宇宽所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从2009年开始追踪北京、上海各500个打工子弟,到了2010年,由于高考和户籍的原因,北京有297人继续留在该城读书,而上海有300人留了下来,其他的绝大多数回了老家。打工子弟教育问题解决较好的上海并没有出现北京方面担忧的“洼地效应”。张志强在《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分析报告》中为解决北京打工子弟教育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给予达标的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办学的身份、给予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必要的工资补助、将教育补偿纳入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等。据本报记者了解,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工资低于农民工的工资,平均每月只有1000~1400元之间,而且寒暑假还没有工资。这直接造成了教师流动性大、教学质量较差等问题。一位打工学校负责人建议说,如果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提高这些教师的工资,比如提高到3000元/月,将可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并增加教师的稳定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北京到底要对打工子弟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目前还不明确。政府肯定是在酝酿新的打工子弟教育制度,但政策取向如何,还无法判断。 9159com金沙网站 1

卢晖临   梁艳   侯郁聪  

编辑|芥末堆 天一 吉吉

  无奈走

年前至今,邱生(化名)带着儿子邱雪(化名),沿着租房所在的朝阳区崔各庄乡一路向北,寻找可以接纳儿子的学校。8年前,邱生从河南老家来京做小生意,邱雪在崔各庄乡的善各庄实验学校上学,之前曾因前学校没有资质被停办转学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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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返乡一年后,刚上完初一的孙俊峰将被学校劝退,理由是他在寝室玩手机。孙俊峰曾在北京海淀区一家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因在京高考无望,于去年八月提前返乡就学。

  反正六年级读完也要回老家,北京读不了高中,考不了大学。

上学期期末,儿子从学校带回一纸通知,上面写道:朝阳区决定启动崔各庄乡五个村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非住宅类房屋土地腾退搬迁工作,寒假之日起,拆迁腾退所在村学校、幼儿园将全面停止办学。落款是崔各庄乡人民政府。

  

这一结果出乎何冉的意料,印象里孙俊峰并非惹事之人,玩手机也不会严重到退学的地步,唯一能让她想到的只有“成绩”。

  8月26日下午,东坝实验学校内依然书声朗朗,校长杨勤站在办公室外,无奈地看着房东派来的人在学校里丈量地基。

此后,公益组织新公民之友(专门关注外来务工子女的非政府公益组织)着手收集被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相关资料。据负责人刘文华介绍,朝阳区的7个乡,共有近20所打工子弟学校将被拆除。据记者统计,其中崔各庄乡被拆迁的8个学校,包括有资质和无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共涉及学生5000余人。

   摘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民工潮,也造成了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父母教育程度及亲子交流、家长的教育期望、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

何冉是新公民计划流动儿童小升初团体追踪项目负责人,过去一年,她跟踪了孙俊峰在京所在班级小升初选择后的变化,25个返乡的孩子中,几乎均出现成绩下滑的现象。

  从8月15日抢先开学到现在,杨勤和学校的举办者一直希望能借助学生、老师、家长,甚至是媒体的关注,坚持下来,但这种希望即将破灭。杨勤很是伤感,去年期末考试时学校有1328名学生,现在只剩下不足300人。

崔各庄乡被拆迁学校校长们先后找到了村政府、乡政府、区政府、市政府,但都没有回复。

   关 键 词: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阶级再生产/农民工问题

不过,学业的变化只是冰山上可显见的一角,更多的隐忧还在冰山之下。对于大多数在京打工子弟家庭来说,在京升学没有出路,返乡则意味着变数。在适应和建立新的关系网络上,他们常常手足无措。

  学校被取缔后,部分学生家长权衡之下,选择让孩子回老家就读。当天下午3点,来自四川的打工者万运春走进杨勤办公室,为读六年级的小儿子开具转学证明,这已是当天杨勤开出的第11个回老家的转学证明。

回老家或是转学

  

据新公民计划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2017年,在京小升初非京籍学生减少了23411人,占当年非京籍小学毕业生总数的45.5%。

  “反正六年级读完了也是要送回老家,在北京既读不了高中,也考不了大学。”万运春说,之前因为孩子小,家里没人照顾,所以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学校关了,就干脆把儿子送回老家。相比在北京进公立学校需跨过极高的门槛(包括五证、捐助款等),这些打工子弟想回乡上学就容易多了,一些当地学校甚至连转学证明都不需要,回去即可入学。

邱生选择了给儿子转学,代价是承担高出原学校数倍的学费和住宿费。邱生说,在他沿街找到的、不在拆迁范围的学校中,“崔各庄小学不接收插班生,只收一年级学生;奶子房的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收费虽和原学校差不多,但条件差、不正规”。

   一、问题的提出

何冉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会选择返乡就学,但她好奇他们会经历些什么?改变又会如何发生?

  接过杨勤开具的转学证明,万运春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杨勤。被杨勤婉拒后,万运春挠了挠头,再次表示感谢后离开。

昨天下午,邱生带邱雪参加百年实验学校的入学考试。等在考场外的邱生说,百年实验学校一学期收4500元,包括杂费、书费、保险费、饭费和住宿费。原学校一学期只收600元。“孩子好不容易适应北京,不想送回去了。”百年实验学校秦校长说,近期,陆续有学生过来参加插班就读考试,“大多是从附近被拆迁学校过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发展重心向城市的全面转移,中国的城乡差距持续加大,由此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农民进城务工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①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户籍上却仍然属于农民,城市并没有为他们的居住、生活、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性安排。②由于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权利的缺失,目前广大农民工还未能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状态,由此造成严重的子女教育问题,即所谓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③根据相关调查估计,14周岁以下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数量在2450万左右。④进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离京——不得不做的选择

  他告诉记者,儿子班上有好几个孩子都回去了,他也已经买好28日的火车票,要赶在开学前送儿子回家。

9159com金沙网站,位于来广营乡的红军营小学,因为拆迁,从北五环搬到了六环外,“虽然有校车,但很多孩子因为学校远,不愿去。”当地村民们说,极少数家长为了孩子跟着学校搬家。

   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显示,核心家庭举家迁移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就北京市而言,据2006年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显示,被访流动人口家庭举家迁移的比例为41.2%。⑤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6~14岁的外来学龄儿童为24.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3.5%,占全市学龄儿童的28%,与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3.4万多人。⑥

六年级上学期,一直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孙俊峰得知自己要返乡就学,他问妈妈能否一起回去,母亲说:“回去的话,你爸要一个人挣钱养我们俩,而且你哥也还没结婚”,孙俊峰不作声了。他爸爸在麦当劳送外卖,每天晚上八九点出门,早上九十点到家,几乎全年无休。

  将上高年级的女儿送回了老家,6岁的小儿子则留在身边。

如果不想搬家,也承担不起翻番学费,只有把孩子送回老家。邱雪参加入学考试的同时,来自江西的周宏(化名)已带着女儿坐上了回乡火车。

   本文的调查主要在北京市海淀区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L村展开。随着近几年一些流动人口聚居村的拆迁,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L村,在L村的近两万名居民中占约一万六千名。2011年9月,旨在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公益项目“希望社区”落户L村,我们便以社区中心为依托接触到更多的流动儿童。调查过程中,我们的资料和数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L小学向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二是对有适龄儿童的外来人口家庭进行入户访谈;三是通过参与“希望社区”的活动对流动儿童进行观察。

孙俊峰自小生长在北京,一家三口在北五环的清河南镇租了1500元/月的单间,房间内只放了一个上下铺,上铺堆满杂物,1.2米宽的下铺是妈妈和孙俊峰晚上休息的地方,地上则铺满了行李,“感觉随时要跑路的节奏”,何冉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地坐,只能站着跟孙俊峰讲话。

  据杨勤介绍,自从乡里把要关停学校的消息散出后,要么因为接收学校路远、要么对其环境和老师不满意,学校里返乡的学生过百。东坝乡的其他3所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也表示,他们各自学校里回乡的学生也都超过百人,占到学校人数的10%左右。

周宏女儿上四年级,和邱雪同校不同班。周宏和丈夫来京已十年,负责给大小饭馆送配菜。上学期期末,老师通知说学校“可能要拆迁”,周宏就计划着把女儿送回老家,“之前就送回去过,孩子闹得厉害,不愿意在老家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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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阳区此次涉及关停的另外两个乡——将台乡和金盏乡的情况也大抵如此。金盏乡此次被取缔的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共有学生217名。负责接收两个学校学生的是星河双语学校金盏分校,校长方先生介绍,截止到26日,共有130余名学生办理了入学手续并缴纳了学费,除了去公立学校借读的40人外,还有50多人尚未出现在学校。学校老师表示,其中有一半学生是不知情,其他的则是回乡了。

年后,得知学校真的要拆了,周宏和大多数老乡一起,到京郊更远的地方寻找自己可以重新落脚、女儿可以上学的地方。周宏现在崔各庄租房每月200元,很难再找到这样价位的房子,“有学校没有房子,或者有房子没有学校。”

   二、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

样板学生的留守经历,图源:新公民计划

  在另一个打工子弟学校重镇大兴区,情况也不容乐观。得知学校可能关停后,大兴西红门镇一批外来务工人员,已经将孩子送回老家。

周宏把情况告诉了女儿,女儿意外地没有哭闹,转过身自己收拾书包和课本。

   我们对L小学流动儿童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长达10.2年。然而,对这些外来家庭来说,“常住”并不意味着“稳定”,他们的住所、生计乃至心态都呈现一种特殊的动荡状态。

十四年来,除了极重要的事,孙俊峰鲜少回到家乡河南省驻马店。在孙俊峰的班里,近一半学生在北京生长,他们随着父母务工的脚步在北京市各区辗转,有的已四五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何冉从去年3月就选定了这所有700多人、九年制的打工子弟学校里一个即将毕业的六年级班级作为访谈、观察和记录的样本。

  安女士来自河北定州,有两个孩子,之前都在育红学校上学。暑假得知学校将关闭后,她将已经上高年级的女儿送回了老家,至于6岁的小儿子,安女士则留在身边,“孩子太小,送回家也不放心”。

  教委称正开会研究

   谢晓今年10岁,在老家内蒙古赤峰出生一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几年后妹妹降世,一家四口一直在北京生活。尽管如此,谢晓一家的生活并不稳定,搬家成了常态。她妈妈说:“我们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六所(L村附近的工厂)边上,住了一年多,我那会儿没工作想找点活儿干,就搬到了T村。后来闹非典说T村有病人,我们就搬到L村。但是L村这边幼儿园不收外地小孩子,T村那边收,2005年就又搬到T村,住了一年多。后来又搬回这边,这些年净搬家了。”谢晓一家来京后在海淀西北一带村子之间搬了四五次家,主要由于找工作、躲避非典和孩子入园等多种原因。

她统计了这个班同学毕业后的去向,43人里,只有18人留下,包括3名去河北上学、1名进了北京的公立校。剩下的25人皆返乡就读,其中超过一半都希望留在北京。他们的父母普遍从事着保洁、外卖、建筑工等工作,具有大学学历的只占极少数。

  安女士就在育红学校边上做木工活,她指着一排平房说,在收到学校关闭的通知后,“好多孩子都回家上学去了,我这周围就有10多个。”

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周科长称,目前没有接到崔各庄乡上报的、涉及拆迁的打工子弟学校需要分流的学生数字,“各相关部门正在开碰头会,很快会出相关安置政策”,周科长说,按照以前的政策,打工子弟学生可分流到其他的、有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或公立学校,教委可从中协调。

   对流动儿童来说,“居无定所”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们不得不频繁转学。王盛来自河南信阳,2000年左右,他爸爸只身来到北京打工,三年之后,王盛和妈妈、妹妹来北京与爸爸团聚。因为父母是颐和园的流动摊贩,他家最早就租住在颐和园附近,后来王盛独自寄居在L村的舅舅家中,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过了两年,父母和妹妹才也搬到L村与王盛同住。在L村的租房生活也并不安定,因为与房东的用电纠纷,王盛家半年前又搬了一次家。住在颐和园一带时,王盛就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H小学读二年级。随着部分生源不足的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放宽入学限制,王盛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在这次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者可以正常升学,成绩一般者也可以入学,但需要留一级,成绩太差的则无法入学。成绩平平的王盛得以进入L小学,但多花了一年时间重读二年级,之后才在升学的道路上步入正轨。与王盛同时参加转学考试的同乡王雅则因为考试时涉嫌抄袭,被L小学拒绝接收,她只得重回H小学继续读。一年之后,王雅再一次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这次她幸运地通过了考试,但因成绩较差,只能从二年级读起。这样,王雅读二年级就花了三年的时间,加之在农村老家时入学较晚,现已14周岁的王雅仍然在读小学六年级。⑦

家长们很清楚,囿于政策,在京的打工子弟未来只有中职和高职两条路可走。家长担心,学校随时会像他们居住的群租房一样,面临拆迁的危险。除此之外,每学期涨五百、一年近万的学费对务工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

  育红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长陈先生说,该校生源回老家的有100多名。在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建新庄实验学校,校方说,该校因关闭风波回老家的学生也约有100名。

9159com金沙网站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北京朝阳数千学生新学期无学可上。   频繁转学也会在学业上给流动儿童造成困扰。⑧谢霞的老家在四川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她的父母十几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她则跟姐姐留守在老家。由于村里的小学只到三年级,谢霞到四年级时只得转到乡中心小学,没过多久,她感到学习吃力,父母便怀着给孩子补习的心态将她接到北京读书。因为L小学不收插班生,爸爸便将谢霞送到了海淀打工子弟学校Y小学,四年级读完之后,又将她送回老家中心校读五年级。六年级时谢霞再次到Y小学读书,现在在海淀区的公立学校F中学读初二。在老家村小、中心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之间的辗转就学经历让谢霞很是困扰,不同的科目、教材和教学方式让她颇为不适应,她常说自己因为总是转学基础不好,英语成绩即使和毕业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同班同学相比也差一大截。

返乡虽可提前适应老家教学,为中高考做准备,但这个决定并不好做。

  不能留

   除了搬家、转学这种明显的动荡,不确定和漂泊感实际上弥散在流动儿童每天的生活世界之中。在L村,我们走访了很多流动儿童家庭,这些家庭无一例外都是租住在本地村民的自建房屋中,简陋的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床、桌子、电视等就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屋内堆积着许多包裹的家庭也并不鲜见,总体上给人一种“暂居”的印象。这种居住状态一方面与打工者的收入不高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流动人口的特殊心态。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5年后自己可能的去处,近50%的人认为自己仍然会待在北京,但也有接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他们投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极低。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望,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走一步看一步”。流动儿童在漂泊中成长,这种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发育、地域认同和社会交往等更长远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陈秋菊和丈夫来京十来年,在一所大学里承包报刊亭,孩子8岁前都由在河南老家的爷爷奶奶带着,成绩并不理想,来京后又在公办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之间辗转,成绩未有起色,陈秋菊对此颇有遗憾。但一起返乡的话,家里的生活来源会成问题,若铁了心让孩子独自返乡,则寄宿环境,学习节奏等能否适应?

  以100分计算,目前老家的镇中心学校可以达到70~80分,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只有50分。

   在更强的结构性因素改变之前,我们不应坐等漫长的城市化进程来改变流动儿童这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心态。在L村,我们看到“希望社区”的成立为积极干预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当流动儿童们每天到“希望社区”与社工及同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活动、玩耍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感受社区的“在场”,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感。希望社区的一系列活动也在有意无意地促进着流动儿童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村庄社区的了解和认同,比如组织孩子们走访整个社区、手绘村庄地图、到村边的山上郊游等。对流动儿童而言,“根”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随着土地认同而增强的还将是对公民权利的渴望,这种主人翁意识在他们成年之后很有可能成为争取平等权益、呼唤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

为了减少这个顾虑,田苗的妈妈是少数几个下决心回乡陪读的家长之一,“我要把孩子带在身边,生了就要好好教”,她很早便打听着家乡学校使用的教材,让女儿闲暇时先熟悉一下。

  学校环境差,老师水平低,一直是打工子弟学校饱受诟病的原因。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人张志强介绍,在返乡的孩子中,多数是父母认为学习成绩还可以的。在他的眼里,如果北京的公立学校能打90~100分的话,那么目前老家的镇中心学校可以达到70~80分,而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只有50分,在及格线以下。

  

这也是何冉要观察和记录的事情,她曾经为全国各地上百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接触了上万流动儿童,对打工子弟学校办学现状颇为清楚,但还没有对返乡的流动儿童的生活变化有过细致的研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结论,但没人知道这些变化具体是如何发生的”。

  白兴义的孩子是朝阳区东北亚学校三年级学生,听说东北亚要关停,他将孩子送回四川老家。在北京这两年,孩子的考试分数一直不错,但作业却做得一塌糊涂,学校有的老师口音浓重,“连我们都听不懂,更何况小孩子”。

   三、边缘化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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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块读书料子”的孩子在生活基本能自理后,都被送回老家。

   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接收地之一,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数量可观。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明朗化,尤其是2001年5月中央出台“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两为主”政策明确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之后⑨,北京市公办学校也相对放松了对流动儿童入学的严格限制。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农民工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⑩

返乡孩子监护情况,图源:新公民计划

  26日下午,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家长张芳前兴冲冲地来到校长杨勤的办公室。他刚刚接到电话通知,让女儿30日去大山子附近的高家园小学报名并参加考试。

   由于中央政策的引导、流动儿童规模的扩大和舆论压力等原因,城市政府相关部门确实放松了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限制,使得矛盾相对缓解,然而这些措施不过是将流动儿童安置在城市教育的边缘地带,而不是保障他们平等就学的权利。接收流动儿童较多的学校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市中心的那些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与流动儿童无缘。国家层面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并未完善,欠缺明确的操作方案设计,在现行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以及城市滞后的管理思路下,流动儿童获取与城市儿童平等的入学机会仍然困难重重。

据何冉统计,返乡孩童的监护人中,有14个是祖辈照顾,父母双方或单方监护的共有5个,独自返乡生活的也占了5个。有一个需要亲戚轮流照顾,孩子父亲在老家有六个兄弟姐妹, 用孩子的话说,“周五放学这一天,我不知道站在校门口的是谁”。

  意外地获得迈进公立学校门槛的机会,张芳前很高兴。“去试试吧,孩子成绩还可以,考试各科都在90多分。”张芳前说。

   由于盛行不衰的城乡二元分割和严格的户籍限制制度,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还会随着他们的升学变得愈加渺茫。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与二十多年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对居住在L村的这些有相对稳定生计的外来人口而言,送子女进公立小学似乎已不再是不可解决的难题。但是,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开放公办学校,其政策效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其他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瓶颈问题。我们发现,尽管义务教育阶段对流动儿童的入学限制有所松动,但是由于没有触及户籍制度、高考制度这样更强的结构性因素,流动儿童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顺利地在流入地城市入学,流动与留守的两难抉择对他们来说也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延后罢了。不是回老家与否,而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让孩子回家才是流动人口家庭的选择所在。

返乡——学籍的漩涡

  送走张芳前,校长杨勤摇了摇头,“很难进,考试这关就过不了。”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此前表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晓乐是L小学的五年级学生。经过多年打拼,晓乐的父母去年已经在老家山东泰安的县城里买了房子,打算等晓乐读完五年级就带他回去,夫妻俩在县城做些小生意,晓乐就近上学。同样打算陪孩子回老家读初中的还有唐宁的父母,他们希望唐宁能尽早适应老家的教学方式。与继续漂泊或者被迫远离父母的孩子相比,晓乐和唐宁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回家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毕业之前一般会比较稳定地和父母待在老家。但是回去之后学业如何,则仍然是个未知数。晓乐向笔者讲述了他表哥随父母回乡的故事:“我哥原来在北京学习特好,四面墙都是奖状。后来他回老家了,初中差点没考上,(因为)老家的教材难。我哥现在完了,买了电脑之后就是玩电脑,成了学校最下流的学生,逃课打架,他还当作特骄傲的事跟我说。”由于流动儿童回老家之后需要重新适应老家学校的环境,一旦这个适应过程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学业一落千丈,就算父母在孩子身边也很难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返乡之旅并不顺利,大部分学生第一步便卡在学籍上。

  相比之下,因为实行了义务教育,老家的学校,特别是镇里的中心小学都获得了财政拨款,无论从师资力量,还是环境设施都大大优于打工子弟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被父母认为“是块读书料子”的孩子,在生活基本能自理后,都被送回老家的公立学校读书,为升初中、高中,考大学做准备。

   由于打工收入不多,流动人口家庭一般难有积蓄,老家的工作机会又少,能够下定决心为了孩子升学举家回乡的毕竟是少数。考虑在北京升学的种种困难,父母单方陪孩子回老家读书也是一些家庭的现实选择。李涛现在读二年级,她的妈妈已经把陪女儿回老家读书视为唯一的选择,亲友家的孩子留在北京上初中之后遭遇种种麻烦的实例坚定了李涛的妈妈送孩子回老家的想法,“我婶婶家的孩子原来就在L小学,学习挺好的,推优(11)推出去了,到了北部新区一个学校。本地的学生学习好的就可以住校,外地的人家就不让住。孩子只能每天来回坐车,实验班也不接收她,最后还是得回去考。”对孩子来说,父母一方的陪伴可以给予基本的照顾,但这是以一家人分居两地为代价的。回乡的家长不仅要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还要放弃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必然要承受父母一方在教育中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

何冉曾记录,李依依的家人曾为她找到安徽当地升学率还不错的私立中学,依依的英语成绩优异,对于小升初面试英语口语测评颇有信心,但结果却落榜了。

  重回头

对于流动儿童自身而言,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就是远离父母独自回老家上学,成为真正的留守儿童。陈楠的爷爷、姥姥、姥爷均已去世,年过八十的奶奶也无法照顾陈楠,但父母还是决定让她回老家上初中,亦如两年前对陈楠姐姐的安排。对于两姐妹的照顾问题,父母把希望寄托在陈楠一位堂嫂身上。面对这样的安排,陈楠非常抵触,她不愿离开北京,更讨厌寄人篱下,为此她跟母亲有过几次争吵,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她不得不独自回乡的命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9159com金沙网站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北京朝阳数千学生新学期无学可上。依依家人找到学校老师请教后得知,其提供的学籍表没有学校盖章。“报名表上填的是北京XXW学校,学籍表上显示学籍在河南的JQ学校,名字也对不上,而且这两所学校都是民办学校,显得很不正规”。而其他从上海、江浙公办校转回来的孩子手续齐全,基本都录取了。

  回家不适应,一半返乡就读的孩子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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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从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孩子因回乡后并不能适应老家的生活,而出现新的问题。自从接到二儿子所在学校将被取缔的短信,刘英(化名)就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她害怕老二重复哥哥命运,回乡后不适应又二次返京,最终无法踏进大学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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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学生在活动中玩乐高,图源:新公民计划

  刘英家在河北省西柏坡。2001年,因为无人照料,刘英和老公带着8岁的大儿子和刚出生的小儿子一起来到北京。当时,大儿子一直在打工子弟学校念书,成绩也不错,还考上了陈经纶中学望京分校。但1万多元的赞助费把刘英的儿子拦在公立学校的校门之外。于是,刘英把大儿子一个人送回老家寄宿读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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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依依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学生学籍被挂靠在河南当地一所民办校,这对当地学校来说或有经费补贴,但此举游走在法规之外,盖章留痕的事难度颇大。何冉认为学校只提供挂靠学籍的服务,至于转学籍和盖章的事学校基本不管。

  “我再见到他时,孩子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一个礼拜都没敢上学,就在外面溜达。”刘英心疼得直掉眼泪,开学不到半学期,就赶紧把大儿子接回北京,又回到打工子弟学校上了初中,最终没能参加高考,只好上了一所职业学校。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底层研究专题 > 特殊群体研究 本文链接:/data/91484.html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学籍同样也让同样回安徽的田苗的妈妈吃尽苦头,田苗原可按老家划片进入镇上中学就读,但为了更好的教育,她妈妈托人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借用房东的房产证办齐了县城公立校入读手续。

  张志强曾就二次返京的孩子进行专门调研,有一半返乡就读的孩子(特别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孩子),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回来。

不曾想,这所学校要求外地转学回来的学生必须出具“转学证明、学籍卡及当地教育局的盖章”。

  反复让教育失去连续性,一些孩子成绩因此下降。

田苗妈妈先后两次找了北京学校的校长,但被告知跨省转学通过网上就可操作,且学校开不了证明,但家乡的人告知,没有这些材料学校进不去,多方挣扎下,田苗妈妈还找过何冉,请教是否可以从网上下个公章下来,但被何冉拒绝。

  离京、返京,这种反复让教育失去连续性,一些孩子成绩因此下降。除此之外,独自返乡的孩子由于没有父母照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又多年迈,精力有限,往往出现更多的问题。

无奈之下,田苗妈妈找到河南挂靠学籍的那所学校,但被学校老师告知,章在法人手里,可她找不到法人,他们开始拜托老家的人寻找河南教育体系里的“关系”,对方查了田苗的学籍后发现,田苗已于2017年7月毕业结业了,入学要直接上初二,这让田苗妈妈慌了神。

  黄梅这两天一直守在东坝实验学校门口,她的二女儿在这里读一年级。黄梅说,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把孩子单独送回老家。

孙俊峰也卡在这上面,因为成绩不理想,他爸爸曾让孙俊峰留级一年,但他不知道无特殊原因政策不允许留级,也就没走申请。返乡时,孙俊峰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直接上初二,要么回原校找校长及当地教育局写证明盖章。但从上述情况看来,后者难度很大。

  2007年,黄梅把14岁的儿子送回重庆。但万没想到,几个月后,她竟接到了儿子的死讯,14岁的儿子溺亡在距外婆家不远的河里。

李依依和田苗兜兜转转,动用了不少关系,可算入了学,孙俊峰也进入河南泌阳县一所公立校,但学籍的事仍然悬而未决。

  昨天,记者再次联系到刘英时,她已经作了决定,要陪小儿子一起回乡。“哪怕我就种一块地,只能糊口,也不能再耽误孩子。”(记者 王硕 文静 孙雪梅 商西 李岩 雷军/文 记者 朱嘉磊 吴尚楠/摄)

适应——互扇耳光变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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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家乡的学校对返乡的孩子来说才刚刚开始。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回到内蒙赤峰一所公立校的李忠进校第一天就被拦住,保安让他回去换身衣服,理由是他的牛仔裤破了几个洞,这身衣服是他特意为回乡备的。他的家境较好,常常一身运动名牌,家里找着关系让他进入该校火箭班。

那段时间,李忠比较封闭,不想与别人交流,“他们就觉得我在装高冷,靠关系进入火箭班”,对方爆了粗口,两人打了一架。孙俊峰也会遇到“北京来的了不起呀”的挑衅,但他并不认为同学心怀恶意,这与他见到同学乱扔垃圾、频爆粗口时觉得不适应一样。孙俊峰性格内向,他所在的学校有一千多人,班级人数60余人,但到现在,他也未与班内大部分女生说过话。

何冉说,北京的生活多少都会给流动儿童留下印记,网购经历、行为举止以及着装常跟家乡的学生形成差异,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甚至会因此而难觅到好友。

孙俊峰知道家人送他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他努力过,“是真学不懂,没有人告诉我方法、要怎么样学,也跟不上”,前两次月考中,孙俊峰除了英语及格,其他全部挂了“红灯”,

有一次,何冉去学校找孙俊峰,被数学老师当作他有“亲戚关系的姐姐”,在教室门口,何冉被训了一顿,“你们这些家长是怎么当的,就把这个孩子扔家里头,什么也不管,学习这么差,作业也不做,把我们班上的分都拉低了,我都不知道找谁,为什么把他送回来?”

何冉回:因为在北京没办法考学,没有学籍。

数学老师说,“那不重要,只要成绩好,初三也可以回来考。你现在把他送回来,丢在家里,你觉得能考高中吗?”

事实上,每周末孙俊峰的妈妈都会打电话给他,还曾想着为孙俊峰报辅导班,但从家里到县城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学校周末又不提供住宿。

在没有各方的支持下,孙俊峰的成绩下降几乎成了必然,而在北京常考第一的苗苗回了安徽老家的一所私立学校后也被浇了一盆冷水。第一次月考,因为六年级的教材两地并不一样,她的数学只考了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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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和留京两组学校课业调查情况,图源:新公民计划

据项目组对比返乡和留京两组同学的课业后情况,返乡组比留京组平均每天要多出4节课,写作业时长多出2个小时左右,老师要明显严厉的多。

在中国的很多县域,应试仍然是学校的主流,升学率常常成为硬指标,老师的绩效与学生成绩有直接关系,因此催逼出的题海战术、惩罚性措施花样百出。

苗苗的英语老师会抽查单词,不会写的会要求同桌扇耳光,响声太小的话老师就要亲自动手,刚开始,苗苗觉得这让人很难堪,但规训久了,看到最好的学生也被打,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而因为成绩不好、作业没完成而“挨板子”的事情在返乡的学生中不在少数。

这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近乎放养的状态有所区别,留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初一的宁宁说,老师看起来很忙很累,不太重视学生,“上一会儿课会让我们自习”。宁宁的成绩很糟糕,他说爸爸“不指望我考大学,让我留京考个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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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学生在京参加暑期活动,图源:新公民计划

何冉说,这与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缺乏支持动力有关,“北京公立校生均经费数万,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费用则大部分来自市场”,学生每年数千的学费对解决师资提升、学校建设等各方面问题是杯水车薪。待遇一低,好老师留不住,只拥有中专大专学历、跨学科、跨学年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学校更多地在履行托管、看护的职能”。

以学业为重的家长们明显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感到不满,但何冉也强调,从课程丰富性上来说,由于社会组织的补充,一些素质类课程也会进到打工子弟学校里,相比老家纯应试的学校来说,“素质教育的底子还是有的”。

在新公民计划组织的返乡儿童暑期活动中,十几个返乡学生在分享理想中的老师时,大都希望能有个严师,能镇得住学生,鲜少涉及老师的业务能力层面。

逃离——习惯同伴失去和不习惯的亲情

刚返乡时,孙俊峰的周末是在哥哥单位提供的一间休息室里度过的,他说哥哥指导过他学习,自己不会的时候,哥哥还老对他动手,常常念叨学习的事情让孙俊峰感到厌烦,但不久哥哥因工作被调到市里,孙俊峰要独自返家,这对从未在老家生活过的他是不小的考验。

第一次从县里坐大巴回家时,孙俊峰不小心过了站,哥哥开了五个小时的车才在深夜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村子里找到了他。

孙俊峰的家是个二层小楼,他父亲觉得,孙俊峰长这么大,生活应该能自理,但事实并非如此。何冉到他家时,天气还有点冷,她发现孙俊峰的床没有褥子,他也不会做饭,饮食上毫无规律,饿的时候到镇上的超市买点零食和速冻水饺,小卖部的收银员是他亲戚,他叫不出名字,每次只是微笑、点头、付账。

孙俊峰的周末宅在家里,就像在北京的家里一样,活动的范围只在周围数公里之内,与邻居鲜少走动,像是生活在一片孤岛。孙俊峰手机不离身,游戏玩的腻烦时也会有孤独感涌上来,可他仍不主动与北京的朋友联系,何冉注意到,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一个留在北京的学生曾向她抱怨返乡的几个朋友明明显示qq上线了,动态上还有游戏截图,可就是不回他的信息,所以他也不想联系了。

何冉曾问过孙俊峰,他的回答是没时间看手机,可何冉的信息他回的却很及时。她也注意到,有四五个返乡后的学生悄然退出qq群。何冉看过关于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同伴关系”上的相关研究,返乡孩子的“同伴疏远”得分显着高于留守的农民工子女。

何冉向芥末堆回忆起去年四月份,她提前进校观察那些即将返乡的孩子们的情绪,但发现并没有太大波澜。她推测,长期流动、频繁更换居所和学校的孩子,可能已经“习惯随时会失去同伴”的状态。

但离乡十几年,想让疏远的亲情迅速着补回来可不容易。晴朗返乡时,暂住在大姨家,七十多岁的爷爷从乡下骑了三小时的三轮车来看她,想挨得离孙女近点,但晴朗侧瞄着爷爷,往沙发外挪了挪,接着拿着手机跑了出去,在一旁观察的何冉起初觉得很气愤,认为晴朗不尊重人,但晴朗说,她没和爷爷生活过,感觉很怕他,而另一位小伙伴则觉得,照顾自己的祖辈有重男轻女的情况,觉得“除有必要,其他时刻都不想和他们交流”。

抗拒和逃离,似乎是他们面对新环境时常会做出的应激反应,而更多时候是无所适从。

一位返乡的孩子因为周一晚自习从老家出发来不及,要在外公的兄弟处住一宿,何冉观察到,孩子在客厅里,很不自然,“如坐针毡,比我还拘谨”,亲戚常买些零食放进孩子的书包里,但家里的小孩会去扒拉他的书包,从中拿走东西,但他不会去制止,理由是:我住在别人家,他拿点东西难道不应该吗?

不断受锤的牛:“如果没有办法,那就这样吧”

“返乡孩子经常会把自己从社会关系中拎出来,与身边环境做区分,缺乏在新环境里去应付或建构新的社会网络的能力”,何冉说,父母也很少或没有能力教他们应对这些状况。但孩子们寻求帮助的渠道,往往不是家长和老师,而是手机。就像一位返乡陪读、缺少朋友的母亲一样,微信的朋友圈里情感类的文章陡然增多。何冉曾让孙俊峰在手机和父母的重要度上做出排序,孙俊峰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相比之下,具有留守经历的孩子对返乡的接受度看起来更高,更愿意和隔代相处,何冉接触的学生中,有表示老家更方便的,还能顺便帮忙照顾年长的祖辈,也有的说返乡后“被父母紧逼学习的压力小了”,当然也有吐槽“在北京卖菜的父母每天早起,自己周六日在家不能打扰他们休息、找不到人说话”的那种孤独,在他们眼里,返乡和爷爷奶奶待着似乎更舒服。

何冉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从小在北京长大并返乡的孩子,平均每周和父母通话或视频次数及时长均远超有过留守经历,小学后才被接到北京并再次返乡的孩子。而大部分返乡的孩童中在一年之后,都更愿意返回北京就读,当然,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而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曾经有过流动儿童经历、在京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长时间与父母的分离,返乡后的无所适从,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其恶果渐渐在孩子身上显现,颓废感是何冉从这些孩子身上常看到的,他们好像接受了加诸己身的各种不如意,“如果没有办法,那就这样吧”,就像不断受锤的牛一样。

铭泰新学期也要返乡了,此前为了照顾弟弟,她在北京继续念了初一,为了能跟上家乡的教学进度,家人让她留级一年,下学期回到四川南充跟舅妈住一起,在大街上,芥末堆问她对北京生活的印象,她回了一句,大意是北京的一切都跟梦/玻璃一样,消逝、易碎。铭泰几乎参加了所有在京的返乡学生暑期活动,仿佛要抓住最后的记忆的尾巴。

孙俊峰还不知道自己下学期要在哪读,但他告诉芥末堆自己不想再带智能机了。何冉说,在活动上填问卷,孙俊峰在哪个对你更重要的一栏上,放了空白。而在此之前,他选的是手机。

芥末堆注:文中姓名除何冉外均为化名,部分资料来自于新公民计划何冉所述文章《流动儿童返乡追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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