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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159com金沙网站: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人工智能

浏览次数:164 时间:20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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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教授在第三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发表了名为《变革中的核心素养》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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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有哪些变化?未来学习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未来的学习对学校、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有什么要求?在日前开幕的重庆八中首届国际学习节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巴斯大学、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美国夏威夷普纳荷学校和香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与重庆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一起“华山论剑”,探索基础教育如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要重视创业精神

教育综合K12素质教育芥末堆阿飞酱2019-06-16 · 08:552019-06-16[ 亿欧导读 ] 教育在人工智能本质的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其实人工智能是给我们松绑的问题,人与技术其实是一种相互之间协同发展的技术问题。9159com金沙网站 3图片来自“123rf.com.cn”

昨日,第三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在深圳举行。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赵勇,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演讲。

赵勇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分析了教育是一个相互创造价值的过程。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各方应该学会重新定义有价值的能力。而他也表示,创业精神是未来教育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未来教育的本质是让人不变成机器,让人继续成为人。

本文转自芥末堆,略有删减,供行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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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巍

(高考前,学生们“祭拜”牛顿像,祈求考出佳绩。图/IC)

从学习知识到培养能力

教育的本质是相互创造价值的过程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大家都分析了很多,教育的本质就是一个相互超度的过程,相互创造价值的过程。抱怨多是因为相互超度的过程变成了相互蹂躏的过程,老师不愿意做,学生和家长也不愿意做,严格意义上叫学校绑架了教育、家长绑架了教育。

我今天讲讲如何解决教育相互蹂躏的问题。

为什么要追求考试分数和相互蹂躏?国内的家长和老师、校长们不敢改,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教育是改变命运的过程,所以必须要有分数。

最近看了很多的衡水一中、毛坦厂的文章,我们不敢改、不能输在起跑线是我们选拔机制的问题。就相当于认为只有考好之后才能够进好大学,只有进到好大学才能找好工作,“学而优则仕”才能往上走,这就是认定的路子。

赵勇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杰出教授

来源 | 教育思想网

文 |《财经》记者 马国川

重庆八中首届国际学习节的主题是“‘三创’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正重新定义人类知识和能力的价值,强化对知识机械记忆的教育将越来越没有价值,学习也必然要从学习知识转向培养能力,现行大班授课的集体教育模式很快将面临新挑战。”重庆八中校长周迎春说。

重新定义人工智能时代的能力

现在人工智能很火,但是人工智能教育当中绝大部分在办坏事,为什么在干坏事?我在国内看一个很轰动的消息,学校用人工智能监控学生的注意力,保障孩子们每时每刻都要有专注力,知道每天你多少人高兴、多少人不高兴,这叫大数据作恶。

其实教育在人工智能本质的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其实人工智能是给我们松绑的问题,人与技术其实是一种相互之间协同发展的技术问题。技术的发展永远超越教育,而教育在技术发展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定义什么叫有意义的能力。什么叫做没价值的能力呢?比如在铜器时代,石器时代会打石头的能力就没有价值了。

大家好,今天听到这么多人分享自己教育创新的经历,也看到杨老师这么高龄还在积极推动教育创新,我觉得特别难受。搞教育创新似乎是一种惩罚,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不停的往山上推石头,推了之后又掉下来,推了之后又掉下来,周而复始。

“智能机器时代,人再变成机器已经没有意义。教育应当让人成为人,更加成为人。”

“现在全世界教育都面临转型,谁转得快,谁就能够引领下一个时代。”堪萨斯大学赵勇教授说,“谁能创造下一个时代的教育范式,谁就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项目部主任理查德·艾尔默教授在现场交流时说,现在的学习注重信息积累和算法训练,随着信息量持续扩大,学生信息记忆的压力越来越大,学习过程中的失败感也会越来越强烈。未来的学习应该是学习能力的学习,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人类5岁时的大脑细胞是13岁时的两倍,不是说人会随着长大而变笨,而是神经元的数量在参与和行动后会进行重组,有刺激的大脑会变得更加强大。体验和行动越多,大脑就会变得越强大。

未来的教育要重视创业精神

所以要考虑的是未来的教育要干嘛?现在任何一个课程的核心素养实际上是定了一个标准: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而老师、家长就朝着这个方向走。学生的自杀、压力、学渣、差生都是用一个标准判断,导致绝大部分的人才可能性都消失了。

教育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叫人的多样化,分为智力、潜力、兴趣、动机、家庭背景,人是非常多元的。只要你按照某一个标准判断肯定就有差异,差异变成差距之后就很方便对人进行安排。

但整齐划一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已经被机器化了,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创新性的工作。未来的工作非平等,不是平均的发展,人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要解决的是怎么样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他的个体独体性的问题,只有独特以后才能卓越。

在未来教育里面,创业精神很重要。今后很多工作不是为你准备好的,而是要创造工作。从就业人才到创业人才,自己创造机会。要跟家长说,要让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过最好的生活、过幸福的生活,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能力。

现在国外很多的公司和大学已经改变新的教学方式,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文凭不解决问题,你的教育经验也不解决问题,他们在乎你能干什么。智能机器时代人最大的本色是不变成机器,最大的能力是人继续成为人,这是教育的本质。我觉得这个话很好,人工智能时代给我们一个理由,今后要成功就是让人更加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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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2019女性创业者论坛,她们眼中的创新和未来,期待与更多教育同僚共同见证,12月7日,我们北京见!

其实刚刚四位嘉宾做的事情已有了很多创新点,杨老师也去看过世界各地的创新案例,大家都很努力——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教育还是没有真正大的改变?为什么这么多好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不能大规模的实现?为什么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教育创新最多的是在各种教育论坛上?为什么社会、政府、家长、学生、教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我们的教育还是一如既往?

6月15日上午,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赵勇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说。

作为一名教育学家,赵勇出版过多本极富影响力的教育专着。2010年他获得美国教育领导学会颁发的“教育领导奖”,还多次被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者,在国际教育界深孚众望。

“我们几个同学现在的成绩都不错,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正在重庆八中就读的一位同学现场交流时说。理查德·艾尔默建议青年学生多关注一些现实问题,尝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学校的教育改革要尽量做到与不同的学习主体同步,课堂教学要注重激发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

这次创新教育大会的主题是回归教育本质。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很多,其中之一是所谓的教育的理想状态。

2010年,赵勇被美国《技术与学习杂志》(Technology&Learning Magazine)评为2010年全球教育技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目前,他是美国教育技术和创业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赵勇出生在四川农村,大学之前接受的是国内教育,在美国获得教育学硕士、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而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国际化、教育创新等研究,因此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芒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教育要为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营造环境,教育要避免因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扼杀学生的创造力。老师和家长要善于放飞学生,让他们的大脑充分释放,学会用已有的知识解决未知的问题,而不是像工业化生产一样培养学生。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北师大李芒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说过一句关于教育本质特别有启发的话:教育是一个“相互超度”、相互为对方创造价值的过程。而现在的教育界有这么多的抱怨,就是因为“相互超度”的过程变成了“相互蹂躏”的过程,家长不惜一切各种牺牲而且违心地强迫孩子做他们自己也不认可的事情,老师辛辛苦苦殚精竭力让学生做着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家长老师的付出对学生就是压力就是让他们更加努力地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到头来,大家都苦。也就是说,现在的教育偏离了它的本质,被异化了,要回归本质,要让教育成为一个相互超度,充分尊重个性,注重全人发展的愉悦的过程。

他在接受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专访时说,人工智能时代将是一次全新的工业革命,它将重构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人与工具的关系,也就是具有海量知识的机器人的关系,人类教育将被迫进行彻底改革,以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的人才。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赵勇指出,目前的教育模式适用于传统工业社会,全世界的教育都是为工业社会设计的,“但现在人类正在进入智能机器时代,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

从知识本位到素养本位

但为什么回归这么难呢?

回顾历史,晚清帝国正是由于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而被击败。在这之后的180年,中国都在持续追赶世界前进的脚步,其间屡经波折。现在一场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世界各国的教育模式都需要变革,这是一次刚刚鸣枪的赛跑,而比赛的起点就在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决心与胆量。

赵勇倡导“三创人才”。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机器时代,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幸福生活,才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就是学校,终端就是课堂,能者就是老师。类似‘慕课’等教育形式能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生动和个性化的教育,也意味着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固定内容的学校教育正在向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员、任何内容的‘泛在教育’演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育、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教育将从现有的“以教定学”发展为“以学定教”,从“知识本位”发展为“素养本位”。

现实:创新教育不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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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对中国的教育现状给予中肯的批评。在他看来,教育体制改革很难,“真正的教育改革动力还是来自于少数家长和学生自己”。

在袁振国看来,人工智能时代人才的核心素养包括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信息处理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这就要求基础教育着力培养“更具互动性的人”,相应地也要求教师和家长从知识灌输者、过程控制者转变成“缺点转化师”“综合评价师”“私房菜厨师”“实践动议师”“心灵按摩师”和“智能协作师”。

创新教育回归教育本质的理想当然是有道理的,是很多人的理想和追求,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理想的教育必须要解决现实的问题。

“我表达乐观与期望,我们面对着一个超越世界的新机遇。”赵勇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做到。”

“中国教育其实具备转型的条件,因为大家已经对教育弊端形成了共识,认识到创新的意义,但缺的是创新的勇气。”赵勇说,“世界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有识之士来推动变革。”

据夏威夷普纳荷学校高中部校长艾米丽·麦卡伦博士介绍,普纳荷学校在改革前通过走访和调研了解人们对基础教育的期望,排在前5位的是让学生“有清晰的目标”“能在行动中学习”“能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展示个人能力”“有感知未来的机会”“有勇气进入陌生领域”。艾米丽·麦卡伦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家长应该更加关注孩子的个性体验和挑战现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统一标准的考试成绩。”

为什么要追求考试分数和相互蹂躏?为什么国内的家长、老师和校长们不敢让教育回归理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是改变命运的过程,我们必须有这个分数。最近我看了衡水一中、毛坦厂的很多文章,有一些感触。我们不敢改,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这是我们选拔机制的问题,就相当于我们认为只有考好之后才能够进好大学,只有进到好大学才能找好工作,从而“学而优则仕”才能往上走,这就是我们认定的路子。创新教育想单纯追求理想而忽略了教育的功利性因此难以被大众接受。

“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相互超度的过程,相互创造价值的过程。对中国教育的众多抱怨是因为相互超度变成了相互蹂躏,老师不愿意,学生与家长不愿意,但是考试绑架了教育,家长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绑架了教育。”

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

让学习走出学校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思考。有一个着名的营销案例:有人到你店里面买钉子,你没有钉子,你问他要钉子干吗?他说要钉在墙上。你又问钉子在墙上在干吗?他说要弄几个钩子,挂钩子干吗?他说要挂杂物。其实他最终的目的从来不是买钩子,而是是要把屋里清干净。我们的教育也一样,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受苦于分数,而是想让孩子过一个幸福的未来。考试分数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被大家所接受,是因为过去和现在它被证明是有效的唯一的改变命运的途径。

“我今天就是来讲如何解决教育相互蹂躏的问题。”赵勇说。现在批评没有意义,在大转折时代,要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突破。

《财经》:现在国人对国内教育的总体评价似乎处于“撕裂”状态:一方认为国内教育质量很好,甚至说基础教育质量超过美国;另一方认为教育现状很糟糕,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从国际教育视角看,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重庆八中首届国际学习节在一个以学校为中心,包括家庭、企业、社会机构、政府等在内的社区型环境中,让包括学生、学生家长、教师、社会公众在内的所有学习主体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视角来共同研究和探讨学习。学校还通过自愿报名成立了学生评论团、家长评论团和教师评论团,每次讲座和现场交流都有评论团成员现场点评、互动。“我们创办‘学习节’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不只是学生的事,教育也不只是学校的事。学习和教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周迎春希望通过举办“学习节”,让更多的人参与、关注、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促进社区型学校和学习型社区建设。

9159com金沙网站: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有哪些变化。但未来并非如此。社会的巨大变化让理想的更人性化的教育不仅仅是创新教育的追求,而是未来大众教育的必须。追求分数的相互蹂躏的教育走到了尽头,已经不能解决最现实的功利性问题,已经不是通向未来幸福的必由之路了。

以下为专访实录

赵勇:我参观许多国内学校,老师教得好,学生基本知识扎实,从教学角度看很成功。但是从另外角度看,为了贯彻统一内容、统一标准、统一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这种教育是为了应对别人,而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在创新意识方面有负面影响。

学习节开幕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米切尔健康与教育政策研究所特聘教授赵勇、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赖春等专家,对重庆八中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等进行一个星期的深入调研,与学校共同研发了一批鼓励创新、创造、创业的示范课。赵勇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和教育不能再沉迷于信息的记忆,要通过学校营造环境不断丰富学生的体验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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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CEDU

一个文化必须要靠多元的人才,创新国家尤其如此。最大的创新,不在于培养多少诺贝尔奖得主,而在于培养人才的多元化。不可能靠一种人才去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们把机器制造得越来越像人,为什么却把人培养得越来越像机器?”周迎春表示,学校将坚持举办“学习节”,让更多的学习主体参与讨论,对未来的教育、未来的学习有更多的思考,积极创新探索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人才需求的基础教育。

变革中的核心素养

A:赵勇

《财经》:千军万马学相同的东西、干同样的事情,肯定会影响创新能力。

现在人工智能很火,但是人工智能应用到教育当中,绝大部分在办坏事。我在国内看到一个很轰动的消息:学校用人工智能监控学生的注意力,保障孩子们每时每刻都保持专注;或者用这个来了解每天孩子有多少人高兴多少人不高兴,然后规定每天必须有99%以上的学生感到高兴——这其实是大数据作恶。人工智能在教育上的应用,绝不应该是用在这个上面的,人工智能应该是给我们松绑的,人与技术应该是相互之间协同发展的。

中国教育改革面临“弯道超车的机遇”

赵勇:国家创新必须依靠人才多样化,人才多样化必须课堂多样化,课程多样化要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因为个人天生是有差异的,在不同方面有强有弱,不是“头悬梁锥刺骨”就能解决问题。

大家知道,人发明一个工具的同时,为了和工具协同发展,需要发展不同的能力。哈佛大学有两个经济学家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教育与技术的赛跑》,核心观点是说,技术的发展永远超越教育,而教育在技术发展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有价值的能力。

Q1

东西方教育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在不断对学生灌输知识和技能。中国的学校只看重考试成绩好的、听话的,美国学校也是如此。美国创新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课堂。

那什么技术如何定义能力的价值?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如果我们在石器时代,高考会考什么科目?应该是找石头、打石头。那个时候玩石头是正道,玩铜器肯定是非主流的。但是人一旦进入青铜时代,打石头、找石头的能力立刻变得没有价值了。所以说,能力和素养的价值其实是在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革的,这在历史上也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对于人工智能时代,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主张教育要面向未来,因为简单劳动将被机器替代,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使华为陷入困境,而任正非担忧的却是中国的基础教育。任正非还说,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你如何评价任正非的担忧?

《财经》:但实际上,中美两国的教育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在尊重孩子天性方面有巨大反差。

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开始了人才的演变,农业人口锐减到3%左右,其他都变成工业人口。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电气化革命、自动化革命的到了,时代开始呼唤创新性和服务性的人才。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随着机器能力的强大,我们对人才的定义又会演变为什么样的?我最近看到一些好玩的事,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用机器人参加东京大学的考试,考过了80%的考生;前段时间,中国也有机器人参加数学高考,达到平均分已经没有问题了;还有谷歌的翻译机器、科大讯飞等,英汉翻译绝对超过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那么孩子们埋头学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

赵勇:我觉得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人才需求,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科举维持了几千年农业大国的稳定,但科举也破坏了人才的多样性,等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我们就落后了。在明末的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都具备,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赵勇:这是由于文化差异。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一定是某种文化的反映。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未来的教育,我们如何培养有价值的能力?

我们只有一样的、同一种人才,就是科举选拔出来的。我们的传统是对科学技术不注重,这就导致人才的单一化,这种情况赶上历史转型期就发生了大麻烦。任正非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的文化不一样,对教育、对孩子的看法也很不同。考试成绩好不一定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各个行业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没有那么大,人们更看重个人的满足感。东方不太重视个人满足感,我们的幸福感来自于他人的认可,是被别人所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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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工智能是又一次全球性的历史大变革,谁敢于最先革新本国的教育体系,谁就能够引领潮流,目前的情况是,各国教育的体制对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可以说都统统落后了。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筷子文化圈”,都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长久以来,这种文化里的教育就是为考试服务的,而且到现在还流行“学而优则仕”。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指定只有某些人某些能力才有价值,我们往往把一个学校看成一个花园,一个很漂亮的花园,老师是园丁。我以前特别喜欢“园丁”,后来我发现园丁很可恶。园丁可以决定谁是花谁是杂草,谁可以进这个花园谁不可以进,郁金香花园里玫瑰就是杂草……我们还可以看到,目前任何一个课程都在讲核心素养,但这实际上是定了一个标准,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而我们的老师家长就朝着这个规定的方向走。

我认为,中国面对创造下一个教育生态的机会,但我们还缺少胆量。我觉得现在中国最缺的是独立创新的胆量。现在的家长还是崇拜西方教育,以国际学校的方式引进美国的教育、英国的教育,这种引进不能解决问题,西方的教育也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这些教育从本质上说已经落伍了。

《财经》:文化和教育也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如果教育不调整,又会加强原有的文化。

结果是,因为我们用一个标准判断所有人,所谓的学渣、差生、学生的压力、学生的不公平现象甚至学生的自杀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绝大部分人成才的可能性也慢慢消失了。但实际上,教育里一定会存在一个因素,叫人的多样化——从智力、潜力、兴趣、动机、家庭背景等维度来判断,人是非常多元的,只要你按照某一个标准判断,任何人之间肯定会有差异。如果非要定个高低,差异就变成了差距,而这个差距,就成为了我们“安排”人的依据。

我一直批评西方教育,我抨击西方的教育改革只是修修补补。在人工智能时代就看到这样一个机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胆量去创造新的教育范式,而不是一味拷贝或模仿。

赵勇:这是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多,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但是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呢?

但是我们再回头想想,为什么我们非要把人变成同样的人?在传统时代,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整齐划一、不太出头的人才;但是现在这种工作已经被机器化了。未来的工作环境会有一个很大的演变:同一个工作不会雇太多人,但是会有很多的工作。单单看中国,近30年我们已经增加了多少的以前不存在的行业?

Q2

因为中国文化认为,社会是一个阶梯性的金字塔,有人在上,有人在下。这导致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教育与自我修养无关、与知识无关,教育就是要“出人头地”。孩子必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即使中国有两万所大学,竞争还是会同样激烈,因为人们心里也还是有排名。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命题,叫天生我材必有用——传统社会认为没用的人,现在正在或者已经变得有用。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会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做,但会有非常多的创新岗位出现。任何人真的都有用,就像孙中山提出的“人尽其才”。所以我们不要压迫那些不愿意学数学的人去数学。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成人、政府、教育界总想把学生培养成我们认为的、“他们应该成为”的人。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目前只有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而经济体量与人口比我们少的日本,却有很多,有人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中国不是通过高考,而是以身高作为进名牌大学的标准,相信中国一定会产生拔高身材的行业,而且一定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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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但诺贝尔奖并不能成为一个衡量创造、创新人才的标准。人才培养要多元化,高科技的发展需要很多的条件,需要长年相对稳定的投入,这是一个基础和前提。

《财经》:以“出人头地”为目的的东方教育理念是不尊重人性、没有公平意识的,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

智能时代,人最大的能力是继续成为人

新中国建国以来,经历了很多波折,我们真正有钱是最近十年,在近十年才开始投入,我们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对教育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理解误区,要培养一个乔布斯,或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但没有哪一所学校说要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最顶尖人才不是刻意培养的,这样的人才是自动生成的,我欣赏老子的观点——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要让他自我成长,不要阻碍。

赵勇:儒家学说是为政府服务的,学者也是为当权者出谋献策,不会从人性方面去探讨。其实,西方也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重视人的价值。

今天在座的各位谈的改革、谈的改变都是为学生改变,但我们经常忘记学生自己可以改变。学生自己是有追求的,他是一个人的存在,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自负了——“我们都是为你好”。其实每个人都具备改变的天赋,有时候课程甚至反而会成为改变的障碍:我们觉得必须学会阅读,必须学会这个必须学会那个;我们总假定,在未来社会中,会有这么一系列的能力和知识,在每一个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区,因为未来的工作非平等、平均地发展,人是有差异的。

不能说从小学就开始培养获诺贝尔奖的人才,不能在小学就把莫言这样的人选拨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一直是为社会服务,它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东西,但人才本质上是不可以计划的。

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进入工业革命,大清帝国为什么败给弹丸之地的英国?

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他的个体独特性。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让每个孩子独特了吗?人只有独特以后才能卓越。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你必须是一个卓越人才才可能成功。卓越来自潜能天赋、教育、时间,而潜能和时间常常成为很大的陷阱:其一,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没有某些潜能,比如说每个人都相对学过画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毕加索。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去鼓励孩子,你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学好,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说我没有踢足球的天赋,老师非要鼓励我去踢足球,我能学会踢球,但是这对我毫无意义;其二,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人,必须要投入时间,但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就不能花在另外一个事情,这是简单的悖论的问题。

拿美国来说,它不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比我们强,而是没有我们扼杀得成功,我们教育扼杀创造力非常成功,我们培养人才太单一,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绝大部分学生都浪费了天赋与成长机遇,人的创造力都是天生的,如果你在小学就把它扼杀,它基本上就很难恢复。

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是因为科举导致人才的单一性。尤其是实行八股文以后,几乎没有读书人献身科学。像《天工开物》那样宣称“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也”的书,绝无仅有。中国历史上难道没有科学人才吗?不是没有,而是不看重,最终被埋没了。人才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土壤。

除此之外,在未来教育里,我觉得很大需要提升的是创业精神的问题,今后的工作很多不是为孩子们准备好的,而是要孩子们自己创造工作,从就业人才到创业人才,自己创造机会。我在迪士尼少儿节目教育顾问的过程中发现迪士尼的公主在近8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白雪公主一开始是就业性的人才,等着别人救她;灰姑娘也是“我啥也不用”,等着别人来找我,给我一个平台。后来发展新的花木兰角色,这是创业性人才,最近还有一个新的公主,一出来就是拯救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让家长有这样的意识,想让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过最好的生活,过幸福的生活,一是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能力;二是必须有创业的精神,像白雪公主式的基本不行。

9159com金沙网站: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有哪些变化。Q3

《财经》:“应试教育”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在扼杀其他人才,因为它认为成绩不好是因为不努力,只要有“头悬梁锥刺骨”的努力精神,所有人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现在国外很多的公司和大学已经改变了选拔和教学方式,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文凭不解决问题,教育经验也不解决问题,他们只在乎你能干什么。智能机器时代,人最大的本色是不变成机器,最大的能力是人能继续成为人,这是教育的本质。人工智能时代也给我们一个变革的理由,今后要成功,就要让人更加成为人,谢谢大家。

在你的着作中,对中国教育改革一度比较悲观,但刚才你说只需要勇气,我们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赵勇:由于个体的差异和社会属性的差异,不应该都按照一个模式培养,一个模式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培养好。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用课程、考试来解决如何选拔人。西方教育模式也是一样的。这种模式没有认识到,有些人在这些方面既没兴趣,也没天赋。

赵勇:我对中国教育比较悲观,是源于我的观察;国内对教育不满意,有钱人把孩子送到国外,也有办国际学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新科技革命,无论国内国外,中西方的教育模式都需要大的变革。目前,国内大部分人还在拷贝,请国外的人帮我们办教育,比如北京版的英国中学,还是在模仿,而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种教育模式适用于传统工业社会,它可以把一个没有天赋的人培养成普通工人。目前全世界的教育都是为工业社会设计的,也是工业时代所驱动的。但现在人类正在进入智能机器时代,教育到了转型的时刻。

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于,全世界教育已经不是相互借鉴就可以进步的年代。目前全世界的教育模式都落后于新的时代,每个国家的体制,目前都在尽量修修补补,由于存在国家竞争,东西方就相互借鉴,尤其是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这样就对西方教育界产生压力。这种思维是假定过去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大家都比照着别人的马车,改进自己的马车,但问题的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汽车。

未来需要“三创人才”

这样就需要一种勇气,目前中国家长的思路也是绑架教育的力量,我们总是在应试教育这条大路上一路狂奔,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我们老是近忧,没有远虑。其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已经不少。 虽说每年的政府投入还不如发达国家,但把中国家长的投入加上是很可观的。

《财经》:工业社会很多人做的都是重复性劳动,已经有预言,未来机械式劳动会被机器取代,某些脑力劳动、智力劳动也会被机器所取代。

Q4

赵勇:机智能机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在大部分家长,自己奋斗成为白领,还想把孩子往白领方面推,而且造成诸多焦虑和社会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未来社会根本不需要目前的白领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全世界都在进行一个大的调整,身处在巨变之中,我们必然也将有大的选择,这样就有了机会。 只要有勇气,就可能抓到这个机会。

在智能机器时代,很多人会失去工作,人如何幸福生活?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包括如何能够为别人创造价值?这些都是教育要考虑的。

赵勇:是的,我们确实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机遇。

《财经》:以前,教育在这些方面做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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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我现在倡导“三创人才”:创新、创造、创业。创新是在别人基础上改进,创造是无中生有的发明,创业是把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创造转化为对别人、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

“对中国教育的前景谨慎乐观”

从心理学来说,创造、创新、创业也是人类幸福感的真正来源。自我实现的前提是实现自己的天赋潜能,自我价值在别人身上体现才能获得幸福感。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

Q1

《财经》:您提出“三创人才”学说,就是为了应对智能机器时代吗?

你目前对中国教育的前景表示乐观?

赵勇:对。传统教育大部分时间做了无用功,做了很多对别人无意义的事。你看,老师和学生大部分时间没有去解决真正的问题,师生之间形成相互折磨的恶性循环。尽管孩子某方面有天赋,但是大人觉得这个天赋今后可能找不到工作。

赵勇:也不能说完全乐观,因为我不知道改革需要的勇气有多大,或者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件事,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时机已来。但历史的发生还要看具体人的做为。

其实放眼去看,这个世界上真正有能力为别人创造价值的人,根本不需要现在的所谓“工作”,他们是创造工作的人。现在人们不要总想着怎么就业,而要思考无业可就的时候怎么办。未来逼着人们创造工作。

目前中国社会延续下来的既得利益很庞大,所以我希望有志之士能够站出来。 比如腾讯这样的公司有很多创新,他们为什么不能在教育上创新?这种创新要不同于过去,不仅仅是修复过去。 纯粹地对于过去的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

《财经》:但是人们仍然为眼前焦虑,因为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他们看不见。前不久任正非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也不完全赞成衡水中学的方法,可是他又说,“他们改变不了教育制度,就要适应教育制度,否则孩子怎么进入名校呢?”他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家长。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新的教育,而新的教育会根本解决中国家长们的忧虑。一个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才的多样化,这样才能产生创新。

赵勇:这是很普遍的,也很正常,家长只看到现在有哪一条路可以走,毕竟另外一种模式还没有形成。当你在一个系统里面,跳出去是很难的。当iPhone出现之前,大家认为音乐不出唱片不行。华为最大的危险不是手机做得好不好,而是如果十年大家都不再用手机了,怎么办?

Q2

《财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颠覆性破坏”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教育模式形成上百年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中国有上千年了,一旦颠覆怎么办?

中国近代以来多次经历巨变,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人们也产生过很大的希望,包括100年前的1919年,新文化运动发生,杜威的教育思想普遍传播,这些都是巨变的时代,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有勇气的选择,但我们还是没有做到。

赵勇:很少有人敢去颠覆性思考问题,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洞察真正的社会发展趋势。那么多帝国衰亡,那么多文化消亡,往往是因为人们不敢去预测,不敢去创造。家长们不敢跳出现有的制度和体系,只有当新的体系彻底出现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

赵勇:教育既属于文化,也是文化的体现。 现在应该说,我们没有充分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方面,却事与愿为地把糟粕发挥得很强大,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当然有糟粕,也有优秀,但是我们在糟粕方面替代得不够,1919年已过去100年,我们的封建帝制文化仍然存在,大多数人还是期待由别人来规划命运,事实上他们很高兴有被别人选择的机会。

许多人羡慕乔布斯、比尔·盖茨,可是有几个家长敢说,“孩子,哈佛你就不读了,辍学吧。”政府鼓励“双创”,有几个大学生敢从北大辍学?

在东方,别具一格的、创新性的人才似乎总是没有一个宽广的出路,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也经历过文化充满活力的时期,人才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观点不同,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不至于完全没有工作。

《财经》: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家长们不能跳出既有的观念框架,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从事教育的人和教育制度的制定者应该具有前瞻性,勇于改变教育体制。

同时我注意到,目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实一个文化的演变不在于抛弃,而在于创造,我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去批判,我觉得目前更重要的是——去开创。

赵勇:一个体制要改是很难的,因为有很多利益纠缠。现有的老师、校长、课程,都是为现有体制服务的,教育学者也是为现有体制服务的,不大可能去想象长远未来。

苹果的智能手机一旦产生吸引力,大家就不使用诺基亚了。苹果没有批判过去,而是做出了新的手机,告诉人们未来就是这个样子。

任何变革都是少数人引领,真正的教育改革动力可能还是来自于少数家长和学生自己。家长要适应时代发展,首先要改变“有用”“无用”的观念。学校都喜欢培养“有用人才”,“有用”怎么定义呢?找到工作叫作“有用”,没找到工作就叫“没用”吗?假如将来没有工作可找呢?

Q3

《财经》:一百年前教育家杜威就说过,“如果我们还在用过去的方式教现在的孩子,就是在剥夺他们的未来。”经济学家钱颖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今天看来“无用”的,可能是未来真正需要的。

但批评也可以使人们找到前进的方向。

赵勇:现实社会里人们往往忽视一点:教给学生就业知识,就假定那个岗位会永远存在。其实不然。未来创业精神最重要。创业实际就是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为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就有价值。

赵勇:我一直批评美国、澳大利亚的教育,但我不可能让当地政府完全改变现有体制,既得利益太大了。但上个月,美国州长协会(美国教育是由州长管)邀请我去谈教育的未来。他们也开始变化。我相信任何一个政府,最终会调整政策,到时他就会寻找具体可行的办法。

一个国家的安康和一个社会的安宁,一定在于人们能够相互创造价值,而且创造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不是都想成为“人上人”,相互欺凌。

当年没有小岗村,我们就没有改革的具体路径,小岗村先行一步是很困难的,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没有小岗村,就没有后来的包产到户,或者历史进程就不会这么快。所以批评不等于有了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来。

《财经》:在认识层面上,要认识到“无用”的价值,除此之外呢?

我特别想强调,就是人要去做一种和别人不同的突破,而不要去迎合,也不止是去批评,其实在转变的时代,批评的意义已经不大。

赵勇:还有教育公平的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教育公平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对人才差异的公平。如果只按一种标准来评判人才,不给其他人才提供发展机会,就是不公平。这就要改变教育功能,不能让教育加大社会阶层鸿沟。

我觉得中国教育所谓的仁人志士很多,看到问题的很多,但是有勇气能坚持,可以做到的人不多。

另一方面,教育公平意味着要向底层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一个好的国家必须能够照顾底层,给他们更多机会。一个不知道照顾底层的国家,就是一个不义的国家。

挣脱“历史的包袱”

《财经》:这就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的时候,必须把公平作为最重要的尺度。可是,现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比如,北大、清华明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偏偏政府还要给它们最多的钱。

Q1

赵勇:我们陷入了“马太效应”的怪圈,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作为政府,一定要倾斜到需要的地方,越穷的越要投,越差的越要投,而不是相反。

你对中国一些名校的改革并不是很认可?

希望中国教育引领下一个时代

赵勇:一些名校校长能讲出很多极具前瞻性的教育理论,但是这些名校到底对学生做出了什么贡献?或许它们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掐尖,同学们本来就会考试,你只不过给他加了把油,如果学生随机分配,是否还能做出同样的成绩?

《财经》:从历史上看, “教育”这个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如果面向未来,您怎么定义教育,什么是理想的教育?

教育最大的价值是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向上流动,这是教育的本质。就一个国家而言,是要看最贫困的1/4学生的教育机会。

赵勇:理想的教育,就是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潜力的教育。教育要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充分发挥每个孩子的个性和潜能。智能机器时代人最大的本事是不变成机器,最大能力是继续成为人。

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每个家庭天然存在差异,政府要负责实现教育公平,因为资源多的人自然会照顾自己。从全球看,学校和教育基本上没有摆脱家庭环境的影响。但真正好的教育,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应该完全受到自己出生背景的影响。

我希望由理想的教育达致理想的国家。孙中山说的“人尽其才”,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管什么样的人,社会都会为他提供很好的机会,实现他的价值。这时候的教育就是一个真正发挥个人潜力、个人兴趣的教育。

Q2

《财经》:但是这可能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很难达到。

中国的特点是我们在主流很难改变,所以被迫在边远的地方,比如范家小学这样大山里的学校找到了教育改革的机会。

赵勇: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奋斗。一个国家要创新、要发展、要和谐,必须要有多元的人才,人才必须要有多条出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一个社会才能够和平相处。从现在开始,追求人的本质,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应该是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标。

赵勇:历史包袱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成功,成功后你肯定会沿着既有的路线走, 不愿意再冒险——PISA测试成绩好,反而绑架了中国教育。2009年与2012年,上海中学生在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测试中排名全球第一,这种情况下就难以发生改革。所以说这就非常危险,中国教育容易被过高的PISA成绩所绑架。

《财经》:但是很多时候,教育的本质往往被人所忽略。现在流行的“人力资本论”,就是没把人当成人来看,人就是资本,人就是创造财富,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工具而已。

历史有必然趋势,但是如何发生,由谁来引导并走向那个方向,都是不可确定的。中国教育也出现了很多波动,或者说改变,一会向这边走一点,一会又向那边走一点,在这个过程,我发现教育有了改变的可能。

赵勇:这种工具论、实用论对一个经济体制、对家长都很有吸引力。其实教育是培养世界下一代的事业。我从来不认为,教育是帮助孩子进入一个预定的一成不变的未来世界做准备,因为未来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决定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具备创造一个最好的未来的能力和素养。

未来的变局可能由教育产业暴露的问题引发,中国高考体制及其激烈竞争养活了很多的公司,它们中的一些成为了现有教育体制的“帮凶”,据说,有些公司还向很多校长教师输送了利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这些公司一旦暴露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关注,家长要求转型的决心就非常大。比如红黄蓝幼儿园出了问题,就引发中国幼教市场的全面整改。

《财经》: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孩子不是我们的“接班人”,他们是未来的“创造者”。

Q3

赵勇:他们是我们能够和平安详退休的一个保障。我们创造了现在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是他们在创造。就像林肯所说,一代人的课堂哲学就是下一代人的政府的哲学。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仍无法改变高考。

《财经》: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对于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就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对人类意味着灾难性的结局。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面对科技发展,教育应该做什么?

赵勇:中国教育管理机构从90年代就提出为中小学生减负,1994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实我们从上到下,每个人都认识到教育存在弊端,多年来也一直喊减负,但这也说明负担一直没有减下来。

赵勇:我不完全同意霍金的论断,因为有教育在。有了核武器之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很后悔,可是为什么人类没有灭亡,而是安详地度过了七十多年?教育是有功劳的。

中国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为什么我们老做不起来?中国学生到了大学已经失去创业的动力,创造的勇气,创新的素养。

人工智能也应如此。如果我们把人教育好,懂得如何管理、控制、引导人工智能,人类就不会走向毁灭。如果教育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培养的人不能适应、不能掌管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毁灭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理由悲观。

我们太注重教学,而忽略了教育。教育是一个长期目标,教学是一个短期目标,中国学生放学回家还需要家长监督,今天背了多少英语单词,这个字如何发音?其实英语不是这样学的。

《财经》: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思考您提出的“三创”人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们只考虑背单词,掌握语法,学生接触英语的量太少了。这实质上损害了孩子学英语的兴趣和信心,他很容易就不想学了,一旦不想学,他就应付你,所以英语就不可能学好。

赵勇:对,人要对自己负责,即能够满足自己,通过创造价值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

Q4

现在全世界教育都面临转型,谁转得快,谁就能够引领下一个时代。谁能创造下一个时代的教育范式,谁就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你还是比较乐观的,人工智能、中美贸易战都会引发大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索与希望。

《财经》:中国人口这么多,应该对人类做出和人口相匹配的贡献。

赵勇:我希望中国教育改革开创出新的格局,但是乐观并不等于它会发生。我乐观的原因是历史的大转型往往引发大变化,人类迎来了一个大变动的年代,这其中也确定会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

赵勇:这就要靠教育,我希望中国创造出自己的教育范式,能够融合过去和现在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经验创造出新时代的教育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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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其实具备转型的条件,因为大家已经对教育弊端形成了共识,认识到创新的意义,但缺乏的是创新的勇气。

虽然对于个人会产生很多麻烦,但既然身处这样的时代,人们就只能选择乐观,同时希望教育可以改变,因为这是我们为未来做准备的最基础的手段,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改变一定到来。这是我的一个希望,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明天要积极乐观。

现在脑科学、心理学、科技如此发达,我们能不能考虑,假定现在的教育体系不存在,重新设计一个教育体系如何?我们在考虑教育的时候,可否不被现在的体系约束,比如是否可以没有学校、没有考试、没有教室?

《财经》:展望前景,很难像您这么乐观。教育内嵌在体制里,不可能独立成长,因此教育变革非常之难。

赵勇:必要条件不等于充分条件,这就看我们的努力了。目前的教育是不会自动变化的,一个体系要变化是很难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有识之士来推动变革。

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一个体制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有些国家为什么异军突起?有些国家衰落下去?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在里面。

《财经》:在这个意义上,先觉的有识之士越多,努力越多,越有可能让社会向着人们所期望的、符合人性的方向转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滑向相反的方向。

赵勇:很多事情是一念之差,看人们怎么考虑问题。人的一生很短暂,要看历史发展。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总体还是向前发展的,教育也是如此,越来越人性化。

(本文首刊于2019年7月2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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